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无论王朝更迭,中国古代始终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治国,而在封建伦理道德的各类规范中,诚信历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论语》中有关诚信的论述比比皆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此后,“亚圣”孟子又进一步阐释了诚信的重要性:“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认为,“诚”近乎“善”,是顺应天道的为人之道。“思诚”由此成为孟子“存心养性”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重要的道德规范和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
而作为西方文明的根源,《圣经》中神的两次创世,也即“创世之约”和“挪亚之约”中,神与神自身、神与人,为使契约的条文和内容行之有效而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行为,也催发了西方文明社会最主流的精神——“契约精神”,虽则与中国古代的“思诚”有表述方式的不同,但契约精神的本质依然是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如今,经济全球化使得中西方主流文化互相渗透、贯通。以诚信为底色以契约为框架构筑的社交原则已经融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一次约会,大到与企业签订合同,再大到婚姻,大到法律条文、规章制度,都是守信精神如同蛛丝般连接着人与人,并将其编织成巨大的社会网络,以让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有秩序、有保障地生活。
作为社会生活的部分实体,也是维持社会运转和前进的最重要部分,是否具备诚实品质、具有契约精神毫无疑问已然成为了企业生命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面对社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制度漏洞,利益的驱动使得部分企业背离诚信之行,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过“毒奶粉”等、社会影响极大的事件,同时,亦有诚信让企业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正面例子作为榜样,引导良好风气为市场的建设添砖加瓦。
事实上,放眼整个世界,要想把企业做好、做大,都必须把诚信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和中心点,决不能想着一蹴而就,而是扪心自问,是否对每一个产品都负好责任。
而作为个人,在为人处世中,诚信也不可谓不是底线和原则。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就教导我们要说真话,要坦诚,要守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爱,拥有友情,拥有阳光健康的心情,实现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社交需要”和“尊重需要”,在物质生活中,进入精神领域的修行,以对抗信仰危机和精神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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