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学作品向来既受到时代精神和社会情境的影响,又通过其表达和反映,参与到时代的变迁中。
唐末,诗风衰落,墨客文人凝注在骈文、赋文等以单行散体为特征的“古文运动”之中“载道”的雄心和“浩然”的正气也以迷失于衰退的国力而告终。在此文学艺术的断壁残垣之中,唯有短小精悍、平实生动的杂文、小品以其野草的韧劲,依然欣欣向荣。鲁迅谓之曰: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在林立的晚唐文人中,鲁迅最推崇的分别是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
罗隐所著最有名的杂文小品集名曰《馋书》,或针砭时弊,或记录路途中、读书时所感、所观。而之所以这样一本“几乎全是抗争和激慨之谈”涉笔成趣,讽古刺今的小品文集会被命名为“馋”——一个包含着贪婪的动作,罗隐自述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曰《谗书》。"
同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的还有皮日休,皮日休生活在乱世之中,亲眼目睹着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在《皮子文薮》中,皮日休以犀利的笔触和辛辣的讽刺,直击旧社会的腐败和伪善。他的作品充满了怒火与抗争,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揭示着旧社会现实的丑恶。通过对时局的敏锐分析和对人性的深入思考,他以其熊熊燃烧的生命力,引发了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唤起了读者对旧社会不公和对道德沦丧的反思与警醒。
而陆龟蒙则以隐士的身份,通过对山水田园和隐逸生活的描绘,传递出对宁静、纯朴生活的向往。喻理于情,喻情于事,在以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的山水的壮丽和农村的田园风光中,也隐现着旧社会的不平等和由此扭曲的人们的命,挖苦、讽刺晚唐时期政坛的腐朽和当政者的无能。
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之一的白居易在为《新乐府》写序时郑重提起:写文,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无论是罗隐、皮日休的锐利讽刺亦或陆龟蒙的隐逸情怀,他们的作品都将“以文字为刀,以真实而深刻的观察力,揭示社会的丑陋和人性的复杂”贯彻到底。他们展示的视角不同,风格不一,却在对社会问题和人性探索的道路上遥相呼应,并共同通过写作小品文的形式发出对旧社会不公和道德沦丧的警示,唤起了读者对美好和公正的向往。
正如鲁迅所说,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等晚唐小品文作者,在唐末诗风衰落的时代中,以光彩和锋芒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引领着后世文学的发展,并使得一代又一代人在阅读中体验到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触动。之后的五代十国,有不少文学家追随晚唐文人罗隐等人的脚步,将杂文小品融入笔记小说,以简洁、精炼的形式,深入剖析人性和社会,形成了一道富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艺术景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亘古不灭地闪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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