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2日，河南郑州街头突然出现一位身着汉服的网友(网名壮志凌云，本名王乐天)，被路过的新加坡记者拍到，据此写成报道《汉服重现街头》，引起强烈反响。
赞者称重拾汉服，体现了文化自信。
弹者称状如唱戏，毫无意义。
恐怕王乐天也没想到，十多年后，汉服爱好者已达600多万人，市场价值超百亿元。随着“汉服粉”群体快速扩张，也引发内部分裂——复古派与发展派势同冰炭，体现出汉服概念本身的混乱。
什么是汉服？汉服等于国服吗？复兴汉服就等于复兴传统吗？汉服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服装史如此漫长，什么才能代表汉服？汉服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种种疑问，至今未能达成共识。
汉服能热，靠的是两点：
其一，在互联网催生下，亚文化圈崛起，各种汉服视频让年轻人直观地看到了汉服之美，被它所吸引。
其二，古装网剧盛行，激活了人们对传统的想象。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汉服虽热，但热的是现代表演中的汉服，而非真实的汉服，甚至汉服这个概念都是虚拟出来的，其历史合法性难确立。
因此，有必要对汉服史进行一番梳理。
古人不知道啥是汉服
汉服发端于何时，尚存争议。
《周易·系辞》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将服制拔到治国之本的高度。
在《周礼·春官》中，规定帝王的服装是六冕四弁，“凡兵事，韦弁服。视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就是说，平时办公要穿皮弁服，即鹿皮帽、白布衣、素裳。此外，“辨外内命夫，命妇之命屦、功屦、散屦。凡四时之祭祀，以宜服之。”即祭祀时，命妇(有封号的妇女)要按规定穿鞋。
不过，春秋时，这些规矩已成空文。
据《墨子》记，齐桓公“高冠博带”(戴高帽，系宽腰带)，晋文公“大布(宽幅的土布)之衣，羟(音如枪，是一种名贵的羊)羊之裘”，楚庄王“鲜冠组缨(光鲜的帽子，用绳系在头上)，绛衣博袍(红色大袍子)”，勾践则“披发文身”。
根本看不出礼仪制度的踪影。
在文献中，汉服的最早记录来自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简牍，即：“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此处汉服是相对于楚服而言，二者都是“曲裾”，即将衣和裳合为一体，又称“深衣”。“曲裾”本是秦制，被汉朝继承，魏晋时失传，宋代曾一度复兴，却被视为“服妖”(引发亡国的服装)，遭严禁，此后无传。
可见在古代，汉服是一个模糊概念，不同时期、不同人，对它的理解各异。一般情况下，只在说明与他人有别时，才使用汉服一词。
正式礼服每代都不同
中国疆域广阔，跨寒带、温带、亚热带三个气候类别，各地生存条件不一，着装必然不同。即使是正式礼服，每代亦不相同。
“汉服粉”常称汉服有两大传统：其一是“上衣下裳”，其二是右衽(左前襟压在右襟上)。误以为是“独特的文化基因”，这种认识不正确。
首先，“上衣下裳”源于生活的实际需要，不是特殊设计。
从出土的商代雕像可见，人物多着“上衣下裳”，似乎符合传统。事实上，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直到春秋时，中原仍无裤装，下身只着“胫衣”，近似现代护腿，至膝盖即止。所以，下身需着裳(近似于裙)御寒、遮羞。
裳短，稍不小心便******************，所以《礼记》规定：“暑勿褰(音如牵，意为撩起)裳，褰则下体露矣。”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对“上衣下裳”不屑一顾：“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其次，在出土的商代、周代雕像中，左衽、右衽、对襟均有。
孔子曾说：“微管仲，吾被发左衽。”被后人误读为游牧人左衽，中原人右衽，是自古的礼法规定。其实《礼记》中明确写道：“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可能是为了与祭祀区别，且比较方便，日常多右衽，游牧人右衽则妨碍射箭，所以多左衽。
可见，左衽与右衽与是不是汉服无关。
能吃百家饭才是真传统
在历史上，中原服装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已很难清晰区分汉服与胡服的区别。
东晋时，葛洪便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忽粗忽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
在游牧文化冲击下，裤褶(肥管裤，本是军服)、裲裆(相当于今天的坎肩)、半袖衫等融入到汉服中。汉初裤子无裆，用绳系在腰间，到汉昭帝(前87年-前74年在位)时，有了裤裆，但不缝合，称为“穷绔”。《晋书》记学者郭璞到越城(今属南京市)，“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裤褶遗之”。可见江南当时刚接受合裆裤。
唐代时，圆领服、皮靴、羃离(羃音如密，羃离就是斗笠四周垂下纱幕遮脸，古装片女侠多用，其实唐代贵妇出行一般会用)、蹀躞(腰带上的小钩，可携带日常用品)等都来自胡服。女着男装也是胡俗。
宋代沈括曾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
甚至屡受外辱的南宋，也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名臣范成大的《揽辔录》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
《续资治通鉴》记，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时，有大臣说：“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
朱元璋常戴瓜皮帽
也许是实在分不清哪些算胡服，哪些算汉服，如今“汉服粉”多尊奉宋代、明代的传统服装。
宋明外患严重，中原观念相对强烈。
宋徽宗多次下诏严禁胡服：“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一种妇女靴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为了禁胡服，宋徽宗甚至说出“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这样的狠话。
至于明代初期，通过“去元化”，刻意遮蔽草原文化。朱元璋下令禁胡姓，甚至连复姓公孙，都要改姓孙，并禁胡语、胡服，从而“上承周制、下取唐宋”。
可严令之下，明朝皇帝却不知大帽、钹笠帽、毡帽、瓜皮帽等都来自草原，皇帝自己戴，群臣也戴。
明太祖朱元璋还给瓜皮帽起了个新名——“六合一统帽”。据《豫章漫钞》记：“今人所戴小帽，以六瓣合缝，下缀以檐如筒，阎宪副闳谓予言，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其实，明朝人自己也知这种说法靠不住，嘉靖名臣靳学颜便写道：“元人帽制必圆而六瓣。”
此外，元朝的质孙服(上衣和下裳结合为一体，锦衣卫后改成飞鱼服)、胸背(即后来官服上的补子，此说有争议)、比甲(棉披肩)、搭护(近似今半袖背心)等，都被明朝继承。体现出古人的灵活性：不是死守道德原则，一味“昭名分，辩等威”，也很重视实用。
章太炎为何穿西装
1644年，清军入关，到1646年，江南被基本平定，遂强化“薙(通“剃”)发易服”，如《东华录》所载：“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薙发。”薙发的同时，还必须换服装——明代正装基本被禁。
早在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便下令：“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徇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
可见，“薙发易服”是长期策略。至于“十从十不从”(男、生、阳、官、老、儒、娼、仕官、国号、役税必从；女、死、阴、隶、少、释道、优伶、婚姻、官号、文字语言可不从)，出自野史，不足为凭。
清代晚期，仁人志士纷纷走上反清自强之路，他们一边发掘、宣传野史，甚至加以编造，以鼓动民族情绪；一边用剃发、易装来表达反抗决心。
1900年，章太炎在东京得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认为清朝已亡，“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并说：“欧罗巴者，于汉为大秦，与天毒略近，其衣虽窄小，衽皆直下，犹近古之深衣，惟吾同胄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浮屠衣无异趣云。”
意思是西装约等于中国古代的深衣，日本也采用了，穿它和穿佛袍是一样的。
在章太炎等人的鼓动下，西装被革命者们接受。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正式公布以西装作为男女礼服。1918年，改成中山装。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下令商人黄隆生，参照日本学生装改造而成，仍属西服。
短褐应得到更多重视
1918年后，中山装、旗袍都一度被视为国服，特别是旗袍，经多次改造，完全可视为汉服，但和后来的唐装一样，因包含了清朝元素，遭“汉服粉”排斥。
于是，宋明服饰便成了汉服，它形制华丽，美学风格与众不同，但始终未引起国际服装设计师们的注意，这可能与“汉服粉”误解了和服有关。
表面看，日本在接受西装的同时，没放弃和服。学者张小月在《汉服运动的现状与问题》中指出，成人式的和服“制服化”完成于1970年代中后期，成人节则是1948年才正式制定的，保留和服因实际生活需要，复古、重传统、强化民族意识的意味不多。
今天日本的和服多是“小袖”，并非贵族服装，而是小商人着装，方便生活。相比之下，今天的汉服除祭祀、郊游、拍照等少数场景，较难融入工作、生活中。
太重视历史传承，忽略了实用，国外用户、设计师等无法参与。只是自己玩，别人不融入，就自己限制了自己。
其实，汉服有方便版，即短褐(音同竖鹤)。短应写作裋(音竖)，裋褐即褐布竖裁，是“劳役之衣，短而且狭”，古人说“竖子”，即指穿裋褐的小孩或童仆。但在影视剧中，裋褐设计欠光鲜，且着裋褐的人物非主角，给人们以不佳暗示。
年轻人喜欢古装风，近20年的时间里已经蔚然成风。世上任何事都有缺点、不足，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热情去做，就值得鼓励。如能减几分浮躁，多接一些地气，相信未来的汉服将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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